All-In podcast: AI是美國的黃金馬車，還是特洛伊木馬？一場關於就業、財富與國家未來的頂尖對話

我坐在電腦前，一邊驚嘆於AI工具為我的工作帶來的巨大效率，一邊也隱隱感到一絲不安。這項技術正以一種近乎野蠻的姿態，重塑著我們所知的世界。但就在我以為這場革命已是不可逆轉的共識時，一個意想不到的聲音，像一把戰斧，狠狠地劈向了AI的心臟。

這篇文章的所有靈感，都源自於我最近沉迷的播客節目「All-In Podcast」。在這檔節目裡，幾位被粉絲暱稱為「Besties」的矽谷科技大佬——Chamath Palihapitiya、Jason Calacanis、David Sachs和David Freeberg——進行了一場堪稱思想火藥庫的激烈辯論。而點燃這一切的導火線，正是美國參議員Bernie Sanders。

你是否想過，當你每天依賴AI完成報告、生成程式碼、甚至規劃旅行時，一位有著巨大影響力的政治家，正呼籲全面暫停這一切？Sanders最近就這麼做了。他公開呼籲，國會應該對所有新的AI資料中心頒布「暫停令」（moratorium），直到「民主能夠追上來」。他的論點直白而尖銳：AI是億萬富翁攫取更多財富的工具、將導致大規模失業、並且對兒童有害。

Sanders的這番言論，無疑在矽谷內部引發了一場思想大戰。這不再是關於技術優劣的討論，而是一場關乎國家前途、社會公平和個人飯碗的深刻衝突。Sanders的猛烈一擊讓我陷入沉思：他究竟是一位洞察先機的先知，還是唯一敢於說出皇帝新衣的勇者？「Besties」們的辯論，正是為這個問題而設的戰場。

戰場一：「擊敗中國」的宏大敘事，能否安撫一顆失業的靈魂？

在這場思想的戰場上，兩條清晰的戰線瞬間被劃下。

首先，是以David Sachs為代表的「國家安全派」。對他而言，這場爭論的層次遠遠超越了國內的就業或財富分配問題。他認為，AI是一項深刻的技術，它將從根本上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美國可以在國內阻止AI的發展，但這無法阻止中國繼續前進。如果美國在此刻踩下剎車，無異於將全球技術的領導權拱手讓人。Sachs將此稱為「史上最大的烏龍球」（the biggest own goal ever）。他的邏輯冷酷而有力，讓我一時難以反駁。

他的觀點強硬而清晰，他曾這樣說道：

「資本主義有時會導致財富的不平等分配，但社會主義總是導致貧窮和苦難的平等分配。如果美國停止發展AI，如果我們將這種領導地位拱手讓給其他國家，那將會使美國變得貧窮，使美國人民變得貧窮，並且我們會將我們的全球領導地位拱手讓人。」

在Sachs看來，Bernie Sanders的提議，正試圖將美國推向歐洲那樣的道路——一個因對創新抱持敵意，而在過去30年裡全球GDP佔比腰斬的大陸。他認為，Sanders及其支持者真正想要的，就是讓一切進步停下來。

然而，就在我被這套宏大敘事說服之際，辯論的另一端，以Jason Calacanis為代表的「平民憂慮派」則發出了截然不同的聲音，像一記重拳擊中了現實的痛點。Jason尖銳地指出，對於一個正在擔心自己失業、憂慮孩子未來找不到工作、並且被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壓得喘不過氣的普通美國人來說，「擊敗中國」是一個多麼空洞且遙遠的口號。

他質問道，當一個人連下個月的房租都成問題時，他怎麼會有心力去關心一場發生在雲端和晶片裡的國家競賽？這正是我後來才意識到的，由Chamath診斷出的巨大「形象問題」的具體體現。對這些民眾來說，AI不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未來許諾，而是一個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脅。他們看到的是科技巨頭們股價飛漲，財富不斷累積；而他們感受到的，卻是電費上漲的帳單和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工作將被取代」的頭條新聞。

Jason的觀點觸及了這場辯論最核心的矛盾：一個關乎國家存亡的宏大敘事，與一個關乎個人生計的現實焦慮，究竟哪一個更重要？如果擊敗中國的理由不夠充分，那麼AI對美國人自身的好處究竟在哪裡？或者，那些關於失業的恐懼，真的只是杞人憂天嗎？

戰場二：失業的真相，是現實威脅還是被精心編織的「騙局」？

失業，是懸在AI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是所有爭議的核心。那麼，AI真的會導致大規模失業嗎？David Sachs對此提出了強烈的反駁，他認為，「AI失業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被精心編織和放大的「騙局」。他拿出了一系列數據作為證據：

• Vanguard研究報告： 這份報告分析了高度接觸AI自動化的職業。結果出人意料，在這些職業中，無論是工作增長率（1.7% vs 0.8%）還是薪資增長率（3.8% vs 0.7%），都顯著高於其他職業。Sachs的解讀是，AI提高了工人的生產力，從而增加了他們勞動的價值，公司因此更願意付給他們更高的薪水，並僱用更多這樣的人。
• 耶魯預算實驗室研究： 這項研究的結論是，基於ChatGPT推出後33個月的數據，就業市場並未出現任何可察覺的明顯混亂。

Sachs直言，如果看迄今為止的真實數據，AI不僅沒有造成失業，反而促進了就業和薪資的增長。那麼，為什麼公眾的感受卻恰恰相反？

他拋出了一個驚人的概念：「末日論者產業複合體」（doomer industrial complex）。他指出，這是一個由少數反AI的科技億萬富翁（例如以太坊創辦人Vitalik Buterin透過狗狗幣捐款資助的「生命未來研究所」）所資助的龐大網絡。這正是那個「形象問題」背後的引擎。他們透過向NBC News、Bloomberg、Time等主流新聞機構提供研究員獎學金，以及資助學術界進行相關研究，系統性地向公眾灌輸對AI的負面看法和恐懼。這直接導致了美國民眾對AI的樂觀度（僅39%）遠遠低於中國（高達83%）。

這就像在一個新興的淘金小鎮上，所有人都懷揣著夢想，奮力地挖掘。但鎮上卻出現了一群「賣恐懼的人」，他們自己不挖金，卻拿著大喇叭終日宣揚「礦坑隨時會塌」、「水源已經有毒」、「這裡根本沒有黃金」。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提醒大家注意安全，而是希望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鏟子，讓這場淘金熱潮徹底停止。

Sachs進一步指出，這些批評者在辯論中常常使用一種名為「莫特與貝利城堡謬誤」（Motte-and-Bailey Fallacy）的技巧。這是一種中世紀的城堡結構，貝利（Bailey）是外圍開闊但難以防守的區域，而莫特（Motte）則是中心堅固的堡壘。這種謬誤的狡猾之處在於，辯論者會先在「貝利」區提出一個大膽但容易被攻破的主張，例如：「AI正在造成大規模失業。」當你用Vanguard和耶魯的數據反駁他時，他會立刻撤退到無法被反駁的「莫特」堡壘裡，說：「不不不，我的意思是AI未來將會造成大規模失業。」這是一個無法證偽的預言。當你被拖入對未來的猜測後，他又會伺機跑回「貝利」，繼續散播當下的恐慌，並在事後不誠實地宣稱自己一直談論的都是那個無法被反駁的未來場景。這種在兩個立場間不斷搖擺的伎倆，極大地混淆了視聽，讓一場本該基於事實的討論，變成了一場關於恐懼和猜測的口水戰。

破局之道：向鍍金時代的工業家們學習？

在Sachs的國家安全警告和Jason的民生憂慮之間，辯論似乎陷入了僵局。此時，Chamath Palihapitiya提出了一個極具建設性的觀點，他認為，問題的根源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AI產業面臨著巨大的「形象問題」（perception problem）。

Chamath一針見血地指出，公眾看到的景象是分裂的：一邊是少數科技公司之間進行著令人眼花繚亂的循環交易，資本從一個口袋流到另一個口袋，最終推高了幾家公司的股價，讓一小撮人受益。而另一邊，普通民眾感受到的卻是截然相反的現實：媒體上關於他們的工作將被取代的警告，以及對資料中心導致電價上漲的擔憂。這種巨大的反差，自然會引發民眾的質疑和反感，也給了Bernie Sanders這樣的政客以可乘之機。

那麼，如何解決這個形象危機？Chamath將目光投向了歷史，從美國「鍍金時代」（Gilded Age）的工業家們那裡尋找答案。他問道，在那個同樣是技術劇變、財富急劇集中的時代，那些工業巨頭是如何應對社會的質疑的？

• Andrew·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這位鋼鐵大王沒有將所有財富留給自己，而是出資在全美國建造了2500座圖書館。他的理念是，工業革命帶來了GDP的飛躍，而教育和知識也應該隨之普及。這些圖書館，就是讓普通民眾能夠親身感受到、分享到時代紅利的具體「實物」。
• 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這位石油大亨將他巨額的財富投入到創建研究機構和大學中，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
• 亨利·福特（Henry Ford）： 這位汽車大王則專注於一個更直接的方式——大幅提高工人的工資，讓創造財富的人也能分享財富。

Chamath的核心主張是，今天的科技巨頭們應該從這些前輩身上學習。他們應該動用自己資產負債表上那數千億甚至上萬億的巨額現金——這些現金在華爾街分析師眼中價值幾乎為零——去大規模地投資那些能讓數千萬美國人感受到實際利益的項目。這不僅僅是慈善，更是一種戰略投資，目的是為了換取繼續經營的「社會許可證」（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

Chamath的提議，是在要求科技巨頭們轉變他們的角色定位。他們不能再被視為只是在AI高速公路上「收過路費」的霸主，而必須進化為「豪華便當供應商」。AI技術本身是那個營養豐富的「主食」，但他們還必須主動提供能夠改善大眾生活的「配菜」——比如投資於AI驅動的教育、醫療和住房解決方案。只有當每個人都能品嚐到這場盛宴的美味時，大家才會心甘情願地支持這場革命，而不是試圖掀翻桌子。

棋盤之外：當我們在內耗時，中國正在打造自己的「軍火庫」

正當矽谷內部為了AI的社會契約爭論不休時，一則來自路透社的報導，像一顆深水炸彈，將所有人的視角強行拉回了殘酷的全球技術競爭棋盤。報導稱，中國已經建成了一台極紫外光（EUV）光刻機的原型機。

這個消息為何如此震撼？因為荷蘭公司ASML生產的EUV光刻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夠製造最頂尖AI晶片（如Nvidia的H100）的設備。一台機器售價高達2.5億美元，是精密工程的巔峰之作。正因為其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它也成為了西方對中國實施技術管制的「完美武器」。

然而，David Freeberg卻指出，將中國的努力僅僅歸結為「逆向工程」，是嚴重地簡化了問題。事實上，這是一場長達十年、由國家意志驅動的系統性佈局。中國透過其多階段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進行了巨額投資，僅2024年成立的第三期基金，資本就高達約480億美元，目標非常明確：集中力量攻克像光刻技術這樣的「瓶頸」（choke points）。

他們並非簡單模仿，而是在利用AI驅動的方法，試圖開創一條獨立於ASML技術路徑的新賽道。例如，清華大學的研究團隊已經發表論文，展示如何利用AI神經網絡，在光學鏡片不夠完美的情況下，通過計算來實現高精度的晶片印刷。Freeberg的結論是，這已經不是一場「追趕賽」，而是一場「爭奪霸權的競賽」（primacy race）。

與此同時，David Sachs補充道，即便在現有技術限制下，中國也找到了變通之道。他們利用自己在網絡技術上的優勢，將更多性能稍遜的晶片串聯起來，使其整體性能可以與Nvidia的機架相媲美。

這部分討論完美地呼應了文章開頭David Sachs的警告，其中的諷刺意味令人心驚：當美國最頂尖的頭腦還在辯論是否應該建造圖書館來換取「社會許可證」時，中國正在建造一個旨在爭奪全球霸權的技術軍火庫。

結語：我們站在十字路口，選擇權在誰手中？

這場來自All-In Podcast的激辯，為我們揭示了AI時代一個複雜而深刻的現實：這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支持」或「反對」AI的問題。它是一場涉及國家安全、經濟分配、企業社會責任和公眾認知的多方博弈。

我們聽到了Sachs發出的「不進則退」的嚴厲警告，也聽到了Jason代表普通民眾發出的「民生為本」的焦慮呼籲。同時，我們更看到了Chamath提出的，那條基於歷史智慧的「社會契約」解決方案。

所以，我們站在十字路口，看著這台不可思議的機器正在被建造起來。它究竟是其設計者所承諾的黃金馬車，將載著我們所有人駛向一個繁榮的新時代？還是一匹特洛伊木馬，由億萬富翁們推進我們社會的心臟，內部裝滿了對我們工作和未來的威脅？

辯論仍在繼續，但決定是敞開城門、要求分一杯羹，還是試圖將它付之一炬的選擇權，落在了我們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