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In podcast : 人工智慧新格局 OpenAI「紅色警報」背後的市場大洗牌

你可能認為 OpenAI 在人工智慧領域遙遙領先，無人能敵。或者你可能相信，富有的專家進入政壇只是為了中飽私囊。這些普遍的看法感覺很直觀，但如果它們完全錯誤呢？矽谷最頂尖的思想家們在一場深入的對話中，揭示了人工智慧戰爭、媒體政治以及美國夢真相的驚人內幕。準備好，你對科技、政治和財富的既有觀念將被徹底顛覆。

第一個驚人見解：人工智慧的王者正在失守——OpenAI 的「紅色警報」揭示了一個分裂的未來

「紅色警報」的背景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最近向員工發出了一份「紅色警報」（Code Red）備忘錄，這在科技業是一個極不尋常的舉動。這意味著所有次要專案都必須停止，全公司上下必須全力專注於核心的 ChatGPT 體驗，使其更快、更好。此舉的直接原因是來自競爭對手的巨大壓力——Google 的 Gemini、Anthropic 的 Claude 和 XAI 的 Grok 都在迅速崛起，蠶食著 OpenAI 的市場。

描繪競爭格局

人工智慧市場並非一家獨大，而是一場激烈的「三、四馬競賽」。每個主要參與者都憑藉其獨特優勢佔據了一席之地：

OpenAI: 仍然是消費者市場的領導者，但其市佔率正迅速下滑，從一年前的 84% 降至現在的 68%。
Anthropic: 在企業市場上表現卓越，其程式碼助理被公認為是頂尖水平。
Google (Gemini): 憑藉其無與倫比的分銷優勢（與 Google 搜尋深度整合）和不斷提升的產品品質，正強勢捲土重來。
XAI (Grok): 由於與 X 平台的整合，在處理即時事件和當前資訊方面表現最佳。
Meta: 雖然目前稍有落後，但其雄厚的財力和龐大的分銷網絡使其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潛在競爭者。

一個被普遍忽視的關鍵因素正在加速 OpenAI 的市佔率流失：分銷。Google 將 Gemini 整合進搜尋引擎，Meta 將其 AI 強行植入 Instagram，這些都是強大的分銷策略，類似於當年微軟透過捆綁 Teams 來對抗 Slack。

分析違反直覺的轉變：Google 的浴火重生與 OpenAI 的「現任者困境」

僅僅幾個月前，許多產業觀察家還在「為 Google 寫悼詞」，認為它已完全失勢。然而，在 Sergey Brin 回歸和任命 Demis Hassabis 掌管所有 AI 業務這兩大關鍵內部變革的推動下，如今 Gemini 已成為市場上最頂尖的模型之一。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OpenAI 現在的行為模式越來越像一個害怕失去市場份額的現任者。這種「防禦性姿態」使其產品變得過於謹慎和規避風險。深層原因在於，作為市場領導者，OpenAI 開始承受「來自媒體關於健康建議、自殺、幻覺等問題的所有箭靶和攻擊」，這迫使他們採取規避風險的立場。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播客主持人指出，OpenAI 的崛起對 Google 而言是「最大的祝福」。它不僅轉移了壟斷審查的壓力，還將媒體的攻擊火力從 Google 身上引開，給了 Google 自由去「承擔風險」，從而積極地改進 Gemini。

「我以前經常用 chat GPT 上的高級語音功能，現在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用了。它基本上把所有的價值都避開了，因為它試圖保持禮貌…它不想給你數據，因為它害怕可能會給你錯誤的數據…Google 願意承擔風險的態度確實凸顯了過去一年中姿態的差異。」

展望未來：一個專業化而非壟斷的市場

市場的未來趨勢並非走向壟斷，而是專業化。我們可以預見一個場景：消費者會根據不同任務選擇不同的 AI 模型。這種情況已經在實際發生。一位播客主持人提到，他現在將 Gemini 和 Grok 作為他的兩個主力應用程式，而另一位則輪流使用包括 Claude 和 Perplexity 在內的四個模型來處理不同任務。

最終的贏家可能只會佔據市場的三分之一，而非全部。然而，對於一個擁有數十億用戶的市場來說，這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第二個驚人見解：為國服務的代價——為何專家進入政界實際上會讓他們變得更窮

介紹核心爭議

《紐約時報》最近發表了一篇針對矽谷投資家 David Sachs 的「重磅報導」。Sachs 目前在政府中擔任 AI 和加密貨幣領域的特別顧問。該報導指控他在這個角色中存在利益衝突，並利用職位為自己和朋友謀利。

揭示「反真相」

Sachs 的反駁相當驚人：他聲稱這篇文章不僅是錯誤的，更是「反真相」（the anti-truth）。為了避免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他實際上剝離了價值數億美元的科技投資。他強調，他是在個人淨值遭受重大損失的情況下這樣做的。這個犧牲的具體數字令人震驚：為了剝離近 100 支風險基金的有限合夥人權益，他以**「其公平市場價值的 50% 折扣」**出售了這些資產。這個具體的數據，遠比任何籠統的陳述都更能體現他為國服務的代價。

「事實是，我剝離了數億美元在有前途的科技企業中的頭寸，這對我的淨值造成了實質性的損失。所以這份工作不僅沒有讓我受益，實際上為了服務國家，我花了很多錢。」

揭露媒體的策略

報導中一個特別具有啟發性的例子是，《紐約時報》為了支持其敘述，編造了一個 Sachs 與 Nvidia CEO Jensen Huang 共進晚餐的故事。然而，這次晚餐從未發生過。更具揭示性的是，當這個虛構的晚餐被揭穿後，《紐約時報》的反應是「他們只是刪除了晚餐的部分，但沒有刪除故事的任何其他部分」。這清楚地表明，報導的目標是預先設定好的負面敘事，而所謂的「事實」只是用完即棄的道具。

分析寒蟬效應

這種媒體攻擊的更廣泛影響是它所產生的「寒蟬效應」。其真正目標是恐嚇其他成功的行業專家，確保只有「沒有經驗的笨蛋」、「沒有實踐經驗的律師和學者」以及那些可以被「拉攏」的人（如 Lina Khan）才敢進入政府服務。這與美國國父們的願景背道而馳，他們希望有實際經驗的專家能夠短期為國服務，貢獻他們的專業知識。如果制定國家政策的只剩下這些人，最終受損的將是整個國家。

第三個驚人見解：美國的「真實」貧窮線以及悄然來臨的社會主義

挑戰官方數據

美國官方的貧窮線標準（一個四口之家年收入約 31,000 美元）是基於一個早已過時的公式計算的。該公式假設食物成本佔家庭總預算的三分之一。然而，根據分析師 Mike Green 的研究，這個數字具有極大的誤導性，因為如今食物成本僅佔家庭預算的 5-6%。

重新定義貧窮

雖然最初聲稱「真實」貧窮線為 140,000 美元的說法是基於一個高生活成本地區，但數據顯示，即使在一個中位數的美國城市，一個四口之家的生活工資也接近 93,000 美元。導致這一巨大差異的主要驅動因素是飛漲的住房和托兒費用。

分析還特別指出了一個「停滯區」（年收入 45,000 至 63,000 美元）。在這個特定的收入「山谷」中，家庭每多賺一美元，往往會導致失去將近一美元的政府福利。這種設計實際上抑制了人們在這個特定區間努力工作、向上流動的動力。

探討「社會主義螺旋」

這種經濟壓力與日益增長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有著直接的聯繫。播客主持人 David Freeberg 解釋，旨在提供支持的政府計劃不可避免地導致更高的稅收。這些高稅收又會驅趕企業和高收入者離開（加州、華盛頓州和俄勒岡州就是明顯的例子）。

這並非理論。正如播客主持人指出的，當挪威在 2022 年通過一項旨在籌集 1.46 億美元的財富稅時，結果卻引發了 540 億美元的淨資產外流，最終給該國造成了 4.48 億美元的稅收損失。這就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稅基不斷縮小，政府需要對剩下的人徵收更高的稅，形成一個向下的「社會主義螺旋」。

Freeberg 對於民主的終結提出了發人深省的觀察，其前提是自由市場中的進步是「不對稱的」，這導致了巨大的財富差距。正是這種頂層與中位數之間的「差距」所引發的不公平感——即使每個人在絕對值上都過得更好——「激發了該體系的終結」。

「我認為民主並非以一聲巨響結束，而是以一聲嗚咽結束。我認為歷史上一直如此…進步的問題在於進步是不對稱的。有些人的進步速度比大多數人快得多，而正是這種差距激發了該體系的終結。」

第四個驚人見解：擺脫困境的出路不是重新分配，而是解決三大核心問題

提出問題所在

播客主持人認為，當前關於財富不均的政治論述犯了一個根本性的診斷錯誤。病症並非財富的存在本身，而是三項特定必需品的 crippling 成本。治療症狀（不平等）而忽略疾病（住房、醫療、教育成本）是注定失敗的。這些問題讓普通美國人生活停滯不前，感到焦慮和絕望，從而為激進的政治方案提供了土壤。

闡述三大解決方案

與其陷入懲罰成功的政治遊戲，不如集中精力解決真正讓民眾痛苦的根源問題。播客中提出了三個核心問題及其務實的解決方案：

住房 (Housing): 允許建造更多的房屋供應是關鍵。德州和佛羅里達州的經驗表明，當供應增加時，房價和租金會變得更加可負擔。這能顯著降低生活成本，減輕人們對生活狀況的不滿。
醫療保健 (Healthcare): 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確保人們不會因為一場疾病或意外而破產。這種安全感將極大地改變社會的穩定性，減少人們的生存恐懼。
教育 (Education): 必須改革教育體系。一方面，學費貸款應與學生的未來收入結果掛鉤，避免年輕人背上沉重的債務。另一方面，應大力推廣和資助技職學校，為人們提供除了傳統大學之外、同樣有價值且可行的職業道路。

強調根本性的轉變

這種方法的哲學核心是專注於創造機會，而非懲罰成功。與其通過提高稅收和重新分配財富來進行零和博弈，不如專注於解決這「三位末日騎士」——住房、醫療和教育問題。這是一種更為有效和持久的策略，能夠從根本上改善人們的生活，重建社會的向上流動性。

結論：我們是走向啟蒙時代還是黑暗時代？

這些來自矽谷頂級思想家的見解揭示了一個更複雜、也更充滿希望的現實。人工智慧的競賽比我們想像的更開放，為國服務的犧牲遠超公眾的認知，而經濟困境的根源也比政治口號所描述的要深刻得多。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的是務實的方案，而不是尋找代罪羔羊。

正如播客中的一句話所總結的：「我們每天都面臨選擇，是想進入啟蒙時代，還是想進入黑暗時代？」這不僅僅是關於科技或政治的辯論，更是關於我們希望為自己和後代建立一個怎樣的未來的根本性選擇。